在媒体的渲染里，外卖小哥通常都是万能的，他们上能代替老板亲自炒粉，下能为顾客画小猪佩奇；

  在平台的包装下，外卖小哥通常都是可爱的，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头盔，给顾客发可爱的消息，还组成了黄蓝CP；

  而这篇文章，在抛去媒体的噪音和表面的粉饰后，通过讲述几位外卖骑手的真实经历，对大家说这些骑手们在工作中面临的真实困境：

  可爱的头盔，仅仅是为满足网络上人们的喜好，于是被平台强制带上，其实增加了骑行风险；

  闯红灯、逆行，甚至亲自下场炒粉炒菜炒面，也仅仅是为了再节省一点点时间，能够把手上的单子送完……

  因此带来的安全问题，触目惊心，平台规定的送达时间太短，骑手们不得不去拼命，这样才可以维持一份微薄的收入。

  许多人都在评论区表示“自己能多等两分钟”，“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在剥削骑手的安全”，“骑手们真的是太辛苦了”，“要给骑手们点好评”……

  在声明中，他们表示，会尽快上线一个新功能，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选择愿意多等5分钟或者10分钟的小按钮，不着急的情况下多给骑手们一点时间。

  但也有人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平台不愿意多给自己的员工增加时间，却要消费者买单，这是合理的诉求吗？是消费的人做错了什么吗？

  确实，作为消费者，花一样的钱，却不能享受到同等服务的待遇，这不是在压榨消费者的权利吗？怎么看都是一副道德绑架的模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多出来的5分钟，其实并没有减轻骑手的负担，反而会让骑手拿这一段时间多接一单，或者先去送别家。

  说白了，饿了么的这个声明，看似充满了善意，处处为外卖小哥着想，其实暗含的甩锅意味非常明显——

  派送的时长、距离、路线明明都是平台的算法整好的，现在看起来却成了消费者的锅，似乎要求我们“高抬贵手”。

  大多数人也许不介意为了外卖小哥的安全多等五分钟，但把道德压力一下转嫁到消费的人身上，将来会发生啥矛盾，可想而知。

  而对于骑手和商家来说，我越快，能出的单子就越多，接到的单子也就越多，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平台的算法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一切力气，想方设法把配送时间压缩再压缩。

  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半个小时的时间，商家要备餐，骑手要取餐，路上密密麻麻的红灯，拥挤排队的电梯，都使骑手很难在规定时间内送达。

  无法送达的骑手面临两种可能：要么因为超时被扣钱，要么因为消费者差评而影响接单率，收入减少。

  所以，在这种算法之下，骑手只能选择加快自己的速度。但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骑手越快，平台也会继续提速，然后骑手又只能继续加快。

  愿意多等5-10分钟那个按钮，平全不必假惺惺地递到我们手上，只需要把后台骑手超时惩罚的时间增加就可以了。

  平台总是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在平台的诱导下，一个骑手和商家、消费者之间的三角矛盾出现了。

  骑手和商家之间，经常会因为出餐速度引起矛盾：商家备餐需要时间，尤其遇到午晚高峰期的时候，出餐更会不及时。

  不久前，抖音上曝出一则视频，一位商家在卖出一杯奶茶后，不仅不赚钱，反而还欠了2.12元。

  只有商家自掏腰包，设置大额红包的时候，平台才会在界面优先展示，将你的店铺排在前面，吸引更加多的客流量前来下单。

  今年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公开发布了《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

  其中提到，受疫情影响，许多商家在今年上半年举步维艰，然而美团的高额佣金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抽成，已达到了26%！

  26%的佣金，按照一单20块钱来算，平台就要拿走5.2，剩下的要支付水电、房租以及原料的成本，连薄利多销都算不上。

  平台与平台还有恶性竞争，之前就有店主曝光，自己无法同时在美团和饿了么上面开店。

  于是，要么消费者要付出比以往高的价格才能享受到和之前一样的餐食，要么就只能拿到劣质食材制作出的垃圾食品。

  比如针对前面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交涉函，美团回应称佣金收入的八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

  据美团年报显示，2019年外卖佣金收入为496.5亿，其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410.4亿，占比达82.7%。2019年有399万骑手从美团获得收入，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消费者报道》在广州市天河区随机采访了多名美团“专送”骑手，均表示公司没有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一骑手透露，“每个月会从工资里扣除几十元的保险费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工人活动后，发现了一个过去秘而不宣的事实，那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异化。

  本来外卖这个行业的诞生是为了让顾客和商家享受便利，结果是搞得顾客商家骑手都怨气冲天，这就是异化。

  劳动应该是人实现价值的手段，是客体，现在却成了人不得不劳动，劳动成了主体。

  结果必然导致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而资方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效率的下降出台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强迫大家去劳动。

  外卖平台是如此，另外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老板为了监督员工，甚至要搞出各种各样监督员工不许上班摸鱼的手段，好好的工作变得像谍战一样。

  今天是那个男的的纪念日，不如说说那个时代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吧，那个时代，和现在逼着大家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人阶级拥有蓬勃向上的生产热情，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们，他们甚至会不高兴。

  作者纪卓阳走访了那个时代的工人后，听到了很多让现在的社畜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的描述。

  梁师傅讲到，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啥状况群众都知道。所以没有人敢贪，一有任意的毛病马上就检举你。

  工人的检举途径很多，可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可以在每个月的民主生活会上，当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领导没有权力开除工人。

  梁师傅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

  接下来让工人讨论，看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认为这个任务制定得不合适，工人可以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

  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工厂最基层的单位是小组，小组可以讨论国家大事、工资待遇、日常生活等等领域，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到台面上去讲。

  他们首先汇报了自己的工资，大多数都是四五十，而车间领导最高也不过126元，相差不超过三倍。

  而另一方人则对此有异议，他们表示，奖励制度只会让最有资格的人收益，最终只会涉及到极少数工人，咱们不可以建立只有少数人受益的制度。

  也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自己的工作会影响到所有人，重要的是研究新的生产方法。

  尽管两边各抒己见，有的看法也不是说一定能执行下去。但我们能见到的是，工人真的能成为工厂的主人，工厂怎么发展，如何制定福利，他们有话语权。

  正因为如此，大伙儿出了什么样的事情都第一时间想到去厂子，对厂子有极高的归属感。

  1990年有组数据，仅仅沈阳市铁西区就有国有和集体企业913家，职工38.1万人。

  80年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的黄金期，这一数据只多不少。当年，从和平区进入铁西的人行道旁有个铁板浮雕，描绘的是上万产业工人骑着自行车，进入铁西区工厂的景象。

  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和胶鞋，骑着二八自行车，把铝饭盒装进网兜里，挂在车把上，或者夹在后座。

  沈阳重型机械厂每年过年都会给员工发福利，柴米油盐自不用说，有一年还发了一人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

  下了班，一人拎回去半个猪头，凑在一起能拼成三四张猪脸。北方冬天冷，户外就是天然的冷冻室，猪头肉吃不掉，就挂在窗外。

  厂里每个班小组，可以订阅免费报纸，工厂有图书馆，工人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乐器、道具由工厂提供，带薪排练节目。

  交际舞才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几乎每个工会都会组织交际舞活动。有工厂从“社会上”请来了跳探戈的演员，工人们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和演员一起扭，毫不怯场。

  比如，工厂有几乎免费的幼儿园，女工可以按时离岗喂奶，女工不方便的日子可带薪休假，这才有了所谓的“例假”。

  劳动越来越异化，对工人而言越来越像是一种折磨，工人被迫放弃了主观能动性，变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

  2017年开始，美团实施的“微笑行动”。采用不定时、随机的模式抽查，被抽到的骑手也需要立即停车，然后拍摄从胸部到头顶的照片，并保证面部清晰。

  如果没有及时上传照片，或者照片内容不合格，系统都可能会判定审核失败，骑手们将会面临少则300元，多则1000元的罚款。

  这位骑手在零下30℃的气温中，脱下所有的防寒衣物，露出美团制服和头盔，并迅速拍照上传。

  我们无法揣测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从这个结果看，显然这个被迫脱掉防寒衣物上传照片的骑手，不会拥有对公司的归属感。

  在某些平台眼里，外卖小哥冒个雨不算得上什么，逆行不算什么，闯灯也不算什么，只有快点，再快点，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近几年，种种劳动者遇到的事情，外卖员的遭遇，农民工的遭遇，打工子弟的遭遇，码农、工具人的遭遇，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我们马不停蹄走了好长路，的确得到了很多东西，但绝对不能忘记了，当初到底为了什么出发。

  和以前相比，外卖骑手现在送外卖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三年前，3公里长的配送最长时限是1个小时。两年前是45分钟。去年是38分钟...

  这种“精准计算”，让顾客收到外卖的效率更加高，让平台能赚更多钱，但也让外卖小哥越来越没有喘息的时间。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外卖骑手成为高危职业，在上海，每2.5天就有一位外卖骑手在工作中受伤。不但对他们危险，对马路上的每个人都危险。

  科技公司引以为傲的算法，规定好了每个骑手送外卖应该用的时间，规定好了一整套游戏规则。

  如果你只写外卖骑手不容易，很多时候会出来很多杠精，说他们工作不容易但收入高啊。会说这就是他们的职业，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什么不容易的。

  所以那些单纯只是写外卖小哥不容易的文章，大多只能停留在一些共情能力强的或者非常左的人中间传播。

  外卖小哥的种种奖励体系，和各行各业越来越精准的游戏规则一样，其实都非常“美丽新世界”。

  报道里说，本来外卖小哥可以用一个小时时间，相对宽裕地完成一个三公里的订单。然而因为有一些外卖小哥可以在45分钟里送完，还有一些小哥可以在38分钟内完成，所以最后逼着所有骑手，都必须在38分钟里送达。

  就像一个公司，当一个拼命的员工开始996，剩下的员工就只能跟着996，否则就是“不上进”。

  然而那篇报道，除了让正在奋斗的大多数以外，它还有一种未来正在逼近的感觉。

  报道中，最恐怖的其实并不是送外卖的时间紧，而是ai和算法下，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计算到，都会被精准规定。

  AI确实能让我们提升效率，但是AI却不会把它提升效率中的我们，当作人。

  这当然不是快递、外卖等少数行业的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开始，都是带着同情的状态读这篇报道的，心里想的都是“以后要对外卖小哥好一点。”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1931年写过一篇小说，叫《美丽新世界》，里面预言了2532年的生活是怎样的：

  故事世界里，近乎全部人都住在城市，并说同一种语言。在那个世界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制约和教育，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统一化，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用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

  然而，每个人的生活却也被规定好。甚至于所有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已经被划分成五个阶层：

  “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阿尔法和贝塔要成为权贵领导，伽马能成为市民，德尔塔和厄普西隆只配从事体力劳动。

  总之每个人都被一套规则和算法规定好了人生的每一条路。在这样机械文明的社会中却无所谓家庭、个性、情绪、自由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

  类似的讨论，我们在《银翼杀手》里看过；在《黑客帝国》里看过；在《攻壳机动队》里看过；在《饥饿游戏》里看过...

  但更恐怖的是，这些讨论正在逐渐从科幻作品里，逐渐变成现实。许多我们本来只能在科幻作品里看到的东西，现在渐渐能在新闻里看到了：

  就拿马斯克在做的这个脑机接口为例，如果人类真的能以某一种方式永生，那紧接着一定就是绝对的阶层固化，再下一步，可能就是真正的“美丽新世界”。

  在一种艺术风格“赛博朋克”中，有一个概念，叫“高科技，低生活”，指的是未来世界，虽然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但那些科技，并不会让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好。

  要骑手们打卡的“微笑行动”和要司机时刻注意的录音设备或者能分析每个程序员工作状态的算法系统，确实让整个社会的效率变高了，但它让每一个人都更幸福了吗？

  我们的科技还没发展到让系统自己运转，让算法自己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要只甩锅给算法。

  如果未来真的出现能代替人力的机器，真的出现仿生人，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恐怖故事了。

  苹果一骑绝尘，最近更是突破了2万亿美元，现在形容他已经不用billion了，而该用trillion：

  很多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发展不成熟，都会对自己说，等未来富裕了，等未来科技发达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