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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烧的理由很充分,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风险;放开的原因则更多基于更现实的因素考虑,成本、人力、技术,以及近年来禁烧产生的一个农业新问题。
有个别地方,为了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问题,最近几年已经有限度放开了焚烧秸秆。那么这个新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秸秆究竟是烧还是不烧,具体的标准究竟怎么去衡量?
消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容易走样,明明只是有限度放开,在网上传着传着就会变成某地全面放开了秸秆焚烧。
这个地方就是广西的贺州。假如贺州的老表听信了网上的消息,兴冲冲下田去烧秸秆,要是巡查队逮到,该交的罚款一分钱也不会少。
一年前的国庆前夕,贺州地方人大出台了围绕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的新条例。这个地方性条例之所以能引来很大关注,原因就在于当地放开了秸秆焚烧禁令。
多年来,全国的禁令是全部禁烧,没有一点例外的情况。贺州改变了此前的政策,围绕秸秆焚烧的观念,至少在不少农民看来似乎出现了某种松动迹象。
但就像上面所说到的,新条例并非彻底放开,而是“有限度、有前提”放开。
每年收获季后,依然划定有全时禁烧区域和限时禁烧区域,在这两个时段内,依然不允许露天焚烧秸秆。
例外的情况是,如果农作物秸秆有病虫害,则可以就地将其焚烧。至于秸秆是不是真的存在病虫害,需要经过检疫确认。
检疫确认的权限归各区县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如果情况属实,乡镇以及街道办可组织进行焚烧。
总结起来就是,虽然有限度放开了焚烧,但要走相关流程。并不是农户说自家的秸秆有病虫害,然后就能一烧了之。
广西的贵港市,从2019年开始,也由全面禁烧改为“有序焚烧”。此外,湖南、浙江等多地,近年来也在探讨有限度焚烧秸秆的政策。
有的已经放开,有的还在探讨具体的措施。但就像已经放开地区规定的那样,新的政策规定,依然建立在禁烧的基础上。
所以还是那句话,出现了政策松动的迹象,但政策的基本走向依然没改变。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根本原因就是文章开头说到的那个农业新问题。
贺州在推出新条例时就明确提到,有限度放开焚烧,是为了清除病虫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些农业害虫寄生在秸秆上,过去农民都是焚烧处理,这些害虫清一色都被烧死了。自从禁烧以后,没有被杀灭的害虫,侥幸度过了冬天,来年再次苏醒过来危害农业。
禁烧持续多年,这一问题也一点点凸显了出来。各地在探讨放开政策之前,也曾做过实际的农业调查。
湖南长沙,当地就对农业病虫害的问题进行过统计。2017年之前,也就是全面禁烧政策推行之前,二化螟虫平均每亩越冬的基数为418.45头。
到了2022年,由于全面禁烧,平均每亩的规模增加到了6612.6头,整整增加了14.8倍。
二化螟又叫钻心虫,是稻田里的一种常见害虫。而根据长沙各区县的统计,这一害虫越冬增加的规模普遍在10倍到100倍之间。
就是说,由于没有焚烧秸秆,这类害虫在田里,苟延残喘度过了冬天,等来年经过新的繁殖,可对庄稼造成新一轮更严重的伤害。
浙江多地的调查也显示,禁烧秸秆以来,水稻白叶枯病的发生在持续增加。病虫害的增加,随即又衍生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因为要应对病虫害的农作物的影响,来年农民不得不加大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如此一来,又会产生土地结板等一系列问题。
综合上面讲述的情况可看出来,禁烧原是未解决空气污染的,可随之又带来了农业的新问题。污染和新问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各地方探讨新政策的根源。
而在农民看来,由于烧不烧秸秆直接关乎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大多数对禁烧都有强烈的情绪。
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禁烧本身对整体环境等方面确实又有益处。而围绕禁与烧,其本质就是一种博弈。
禁烧最大的原因,是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加对空气的污染。10年前,我国的PM2.5值数多次爆表,大气污染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已刻不容缓。
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大气污染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应该怪罪到焚烧秸秆上,这个观点既对又错。
对的地方在于,相比于工业化活动碳排放对大气的影响,焚烧秸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它并不是一种持续性的污染,而且程度相对于工业活动也相对较轻。
但是,上述观点也有错的地方。虽然自古以来农民种地就是刀耕火种,可过去烧秸秆的密度远远低于现在的密度。
过去的农业种植规模密度小,由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粮食产量较低每一季产生的秸秆数量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焚烧秸秆,本身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并不严重。
今昔不同往日的是,现在农业种植密度相当高,同时在技术的加持下,粮食单产量也在持续增加。
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超过了1.3万亿斤以上,由此产生的各种农作物秸秆高达8亿吨。
而烧秸秆和烧煤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试想一下,如果每年这8亿多吨的秸秆,在同一时间段内焚烧,全中国的大气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不得不承认的是,农业种植技术的增加,导致的秸秆规模增加,也使得焚烧秸秆这个原来不存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影响甚至左右环境的大问题。
此前在山西,农户由于露天焚烧秸秆,浓烟遮蔽附近的荣乌高速公路,曾导致一连发生了8起车祸。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同样是由于焚烧秸秆处理不当,引发大火导致了极大损失。
通常焚烧秸秆都是就地焚烧,急剧产生的高温,既能烧死田里的害虫,但同时也能烧死田里以及地下的各种有益微生物。
时间久了,土壤会变得结板不耐旱,整体的肥力和保水性能也会出现下降。也就是说,焚烧秸秆本身能杀死病虫害,产生的草木灰可以充当肥料,可它本身同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件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
所以正是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禁烧政策才全面推广开来,原因就在于从大的层面来看,禁烧带来的利比较大。
目前的情况是,虽然全面禁烧,但各地每年都有零散的焚烧行为。很多农民不再集中焚烧,而是分散性的悄悄焚烧了。
一方面焚烧秸秆是多年来的种地传统,焚烧产生的草木灰也富有丰富的钾。另一方面如果不焚烧,农民找不到别的处理办法。
虽然各地出台的措施都是秸秆还田或回收利用,但这其中又涉及到了技术、人力、财力成本。
以秸秆还田为例,秸秆需要细细粉碎后,深埋地下才能产生效果。手工的破碎方式要增加人力成本,机器破碎也要投入财力。而且不管是人工还是机器,都要投入巨大的劳力。
因为秸秆本身不能埋的过浅,否则它不但不能腐烂产生肥力,还会影响到第二年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国内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性的。这种情况下,每年种地原本就没收入,如今为了不烧秸秆,还得额外投入成本进行秸秆还田,农民又不是傻子,你觉得他们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就各地的真实的情况来看,在禁烧以后,多数农户都是将秸秆收集起来,统一扔到野地里。尤其在一些山区,秸秆还田的规模更小。
至于说秸秆回收,用于造纸或者制造饲料,农民并不反对这种利用方式,但问题的关键是得有企业到乡下去回收才行。
如果没有企业回收,秸秆又不让焚烧,农民也只能将其丢弃,或者是堆积在别的地方,然后在冬季零散的焚烧掉。
巢湖的一位水稻种植户就表示,因为秸秆处理成本高,甚至是比焚烧后的罚款还高。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接受罚款。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于,秸秆焚烧对农民来说,是最便捷也相对最有利的一种方式。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秸秆焚烧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情况,所以禁烧就压过了农民长久以来的传统习惯。
不管是烧还是不烧,都能找到优点和缺点,所以围绕秸秆的焚烧,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讨论。
但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都应该建立在客观和科学的基础上。目前一些地方有限度的放开,就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规避禁烧导致的农业新问题。
此外,有限度放开的也都是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目前还没看到有政策松动的迹象。
其中的原因,一种原因是北方秋季是以玉米秸秆为主,由于马上由秋天转入冬天,即使有病虫害也能被严寒杀灭,不用刻意通过焚烧来杀灭。南方由于气温相比来说较高,要靠焚烧才能彻底杀死一批病虫害。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重工业,大多集中在华北和东北一带,这一地区的大气污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
因此在极短的时间内,北方的很多地方,应该还会继续推行禁烧政策,而不会有限度放开。
《秸秆从全面禁烧到“有条件”放开,实事求是最可贵》 成都商报 2023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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